疑难冤错案件，四者常被并举论述，其实颇有差异。在我看来，所谓疑案，是指定案的事实和证据存在疑点。难案者，则指法律解释和适用存在难点。广义的错案，包括所有实体处理和程序适用上有错误的案件。其中有些错案，定罪当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只是后来由于技术进步或出现新证据，推翻了当初的结论。还有一些错案，本来就属于疑案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，但是仍然被定罪，后来真凶落网或者亡者“复活”，才发现抓错了或杀错了，这是典型的冤案。

前一类错案，处在司法活动的容忍范围之内。司法是一门特殊的行当，法官握有普通人不具备的专业技能，但他仍然是人不是神，不可能跨越理性和时代的局限。人们可以赞叹那些法官传奇，他们具有超出时代的远见卓识，和近乎先知的洞察力，但很难以此作为一般性的行业标准，来谴责那些根据充分证据却得出（在事后被确认为）错误结论的法官。

真正可怕的是后一种错案，也就是所谓的冤案。一些冤案的定罪材料，往往是从当时的司法认知水平来看，也存在很多明显的疑点。“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”，不过是遮蔽这些疑点的表面文章。疑案之所以变成冤案，是因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，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的对待。不夸张地说，存疑案件在被定罪之初，就已经埋下了冤错案件的伏笔。疑案中的被告人，究竟是凶手还是无辜者，这完全是概率高低的猜测。猜对的话，没有放纵罪犯，办案人员也得奖立功，成为伸张正义的英雄。可是，一旦猜错，不仅会将无辜者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那些押宝在有罪一边的办案人员，也要付出万夫所指的惨重代价。佘祥林案办案警察自杀，赵作海案主审法官被停职，张氏叔侄案中的女神探被口诛笔伐，呼格案中的专案组组长被立案调查……这一幕幕不由得让人慨叹：对存疑案件做有罪推定，真是一场豪赌，押上的除了被告人的命运，还有办案人员的身家前途。

问题是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，才能看出这场赌博的输赢？从近年来几起被界定为“冤案”的情形来看，几乎都是因为真凶浮现或者亡者复活，才最终得以纠正。人们自然会追问，如果这些戏剧性的、偶然的、几近中彩的小概率事件没有发生，这些案件还有翻案之日吗？答案很可能是，它们依然会沉默无语地埋在旧档案中，死去的无辜者继续蒙羞，失去自由的无辜者继续在高墙内仰望天空，度过余生。这个答案，思之令人惕然。对疑案中的被告人作出有罪推定，实际上已经带有“赌一把”的性质。接下来，要不要掀开盖子看结果，居然也得依赖于真凶招供或者死者复活这样的偶然！一个公民在国家权力面前是否会陷入无妄之灾，又是否有机会沉冤昭雪，难道都要靠“赌一把”的运气吗？

司法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过程。刑事司法关系公民的生杀予夺，更是不允许带有赌博的的性质。公民即使由于偶然被卷入到司法之中，他也应当可以坚信，他不是来到了一个赌场。因此，不仅不能对疑案进行赌博式的定罪，在有罪判决作出之后，也不能依赖于偶然因素来决定是否纠错。在案件平反后的一片欢呼声和谴责声中，尤其要警惕，不能形成一种“若无真凶落网或死者复生，就不会启动纠错机制”的新路径依赖。这种路径依赖，将会使得无辜者因为运气差被推入深渊之后，只能再祈祷运气好才可能被救出深渊。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，刑诉法规定的定罪标准和再审条件，皆成为一纸具文。

疑案中隐藏着冤案的种子。没有疑案，就没有冤案。只要是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疑案作出有罪判决的，无论后来是否出现真凶落网或亡者复活的偶然性事件，都应当定性为可能的冤案，不仅要纠正更要追责。相反，如果定罪当时不是疑案，就当时的司法认知水平而言，确属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，即使后来出现了足以推翻先前结论的新证据，这也不属于冤案，而应当按照一般的错案进行纠正。因此，出现了真凶，未必就能定性为冤案；没有真凶出现，也不等于没有冤案。认定冤案的标准，必须始终取决于定罪当时是否属于疑案，而不能再依赖于任何偶然和运气的因素。疑案的裁判和纠正，都必须要“去赌化”。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司法理念，才能够保证，那个用来为无辜者洗刷冤屈的“真凶”，不是另一起疑案中的倒霉蛋。

（原文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4年12月22日 发表时题为“疑案莫赌 牢牢守住疑罪从无底线”）